乐赚网何诗海║清代骈文正名与辨体-骈文研究

时间：2018年08月03日 | 作者 : admin | 分类 : 全部文章 | 浏览: 490次

何诗海║清代骈文正名与辨体-骈文研究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駢文研究文獻集成》（15ZDB068）資助
█廣西特聘專家崗資助
█灕江學者團隊資助
内容提要自晚唐李商隐名其集《樊南四六》后，历经宋、元、明诸朝，“四六”一直是骈文的主流称谓。到了清代，随着骈文创作的复兴，“骈体”、“骈体文”、“骈文”等名称逐渐兴盛，与“四六”杂陈混用。与此同时，批评界出现了骈文正名与辨体风气，或指摘“四六”称名之非，或从形式、功能、文体风格等方面辨析“四六”、“骈文”之异，并最终导致“四六”之名为“骈文”所取代。清人的骈文正名与辨体，本质上是一种尊体策略，旨在将骈文与长期饱受诟厉的“四六”划清疆界，从而提升骈文的品格和地位。这种理论策略顺应了清代骈文复兴并与古文争立坛坫的要求，因此获得极大成功。

清代文学批评界焰娘，乐赚网兴起了骈文正名、辨体之风，文论家就骈文的称名、骈文和四六的关系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持续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众，影响文学实践之显著都市全能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非常罕见。然而，学界对这一风气的文体学意蕴缺乏关注，相关研究也不够充分。如吕双伟认为，“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文体学意义上的四六即骈文，“两者异名同构”[1]，忽视了清人斤斤于辨析四六、骈文之异的深层原因以及“骈文”之名最终取代“四六”的历史必然性。陈曙雯、张作栋等虽意识到了清人区分骈文、四六的尊体意识，惜论述稍简，未能敷畅其旨[2]。本文拟在前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清代骈文正名与辨体等问题略陈管见。一、从“四六”到“骈文”
六朝骈文大盛，可是时人并未给这种以骈偶为显著特征的当代辞章一个明确的文体命名，而仅用“今文”、“今体”等临时性指称。这种有骈文之实而无其名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李商隐在柳宗元“骈四俪六”之语的此基础上，提炼出“四六”一词，为自己的骈文集命名，即《樊南四六》，骈文终于获得了具有明确文体内涵的称名。此后历经宋元直至明清，“四六”成为骈文的通称，不但产生了众多以“四六”命名的别集、总集、文话著作，书信、序跋以及诗文评也多以“四六”指称骈文。到了清代中期，“四六”之名继续流行，同时又兴起了骈体、骈体文、骈文、俪体、偶体等名称[3]。如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李兆洛《骈体文钞》等选本，以“骈体”或“骈体文”命名。袁枚自许“骈文追六朝，散文绝三唐”[4]，陈璞《何宫赞遗书序》称美何石卿“古文意高而体洁”，“骈文沈博而茂密”[5]。“骈文”与“骈体”、“骈体文”所指显然相同，“骈文”不妨视为“骈体文”的简称。此外，清人还用“俪体”指骈文，如康熙年间程元愈编《俪体文钞》，乾隆年间马俊良编《俪体金膏》等，都是骈文总集。又有称“偶体”者，如罗汝怀《湖南文征例言》：“是编以二体分录，亦昔人以偶体为外集之义，即附散体各类之后。”[6]“偶体”与“散体”相对，亦即骈体、骈文。当然，“俪体”、“偶体”的使用频率，远比不上四六、骈体、骈文等。

以上分析表明，骈文的称名，主要包含两大类。一为着眼于句式上“四字六字相间成文”[7]的“四六”，一为着眼于骈偶特征的“骈体”、“骈体文”、“骈文”、“俪体”等，可以“骈文”统之[8]。这两类名称，前者历史悠久，是清代之前七八百年的主流称谓，入清后仍广泛使用，后者则主要活跃于清代中期以后。在清人笔下，“四六”、“骈文”两类称名往往错杂混用而所指相同。如孙梅《四六丛话》以“四六”名书，而论历代骈文创作和批评。此书卷三三评李刘曰：“梅亭四六，雕琢过甚，近于纤冗秀湖美田，排偶虽工，神味全失。骈体至此，发泄太尽，难以复古矣。”[9]文中“四六”与“骈体”并用，而指向同一范畴。这种交错杂陈而所指相同的现象，在清代极为常见。
当然，所谓“四六”、“骈文”交错杂陈，只是一个笼统描述。若细加区分，两类称名在清代前、中、后期各具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而从总体上表现出此消彼长的显著趋势。不过，由于文献浩繁，很难从统计学上对各不同阶段两类称名做穷尽性的统计和精确的比较。尤其是诗话、文话、书信、序跋、笔记等著述，若非在辨体语境下，称名往往沿袭传统而不刻意区分陈善明。因此，无法仅据使用数量的多少来判断两类称名的消长变化以及作者是否有意区分骈文、四六。而从骈文选本命名入手，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考察路径。因为选本是表达文学观念、开展文学批评的重要载体，严肃的选家，在选本的宗旨、体例、取舍标准上都经过深思熟虑，其命名一般也比较慎重，从而为考察选家的文学观念提供一个有效的视域。
关于清代骈文选本的数量，据昝亮《清代骈文研究》中的“清代骈文文献综录”和洪伟、曹虹《清代骈文总集编纂述要》可得其大概。具体而言，清代前期，即康熙、雍正年间，有骈文选本13种，其中以“四六”命名的有李渔《四六初征》、焦袁熹《此木轩四六文选》等12种，“四六”之外的称名，只有程元愈《俪体文钞》1种景岛乐。可见清初因袭宋元明传统，“四六”之名占绝对优势。清代中期，即乾嘉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骈文选本15种，其中以“四六”命名的，有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顾?《历朝四六选》等6种；以“骈文”类命名的，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李兆洛《骈体文钞》等6种。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四六”之名已丧失了绝对优势，“骈文”之称勃然兴起，足与“四六”平分秋色。清代后期，即道光至宣统年间，有骈文选本20种，其中以“骈文”命名的，有林昌彝《近代骈体文》、王先谦《骈文类纂》等16种，以“四六”命名的，仅有王以宽《清四六大观》、王先谦《十家四六文钞》等3种。另有许梿《六朝文絜》以时代命名。可见，这个时期，与清初正好相反，“骈文”之名遥遥领先，占绝对优势范天恩，“四六”之称已是晨星寥落，盛况难再。
总而言之，有清一代，“四六”、“骈文”两种名称之使用，明显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大势。由清初“四六”的一枝独秀，到中期“骈文”、“四六”平分秋色，再到后期“骈文”的占尽风光，“四六”向“骈文”演进的轨迹历历分明。这种演变趋势，也可从别集命名中得到映证。《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骈文别集14种，其中以“骈文”命名的有曾燠《赏雨茆屋骈体文》、梅曾亮《柏枧山房骈文》等13种，而以“四六”命名的，只有程师恭《陈检讨四六注》1种，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又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为张廷玉《清文献通考》的续作，所载典章制度始于乾隆五十一年，至宣统三年止，时间跨度正好是清代中后期。其中《经籍考》著录清中后期骈文别集24种，全部以“骈体”、“骈体文”或“骈文”命名，没有一种称“四六”的。尽管以上著录未必穷尽骈文别集，统计数据难以绝对精确，但不影响对“四六”、“骈文”二名消长变化总体趋势的判断。这些著录和统计充分表明，虽然清人在诗话、文话、序跋、书信、笔记杂纂中时有混称“骈文”和“四六”的情况，在编纂总集尤其是前代骈文集时，也不妨沿袭由来已久的“四六”之名韩娱之勋，但在为自己或同代作家编别集时，却格外慎重，不约而同地扬“骈文”而抑“四六”，绝少再用“四六”之名。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共同选择，体现了清代中后期对“四六”之名的排斥和对“骈文”之名的普遍认可。活跃了近千年的“四六”之名至此淡出历史舞台，最终为“骈文”所取代。
“骈文”之取代“四六”成为通称，从命名学角度看，前者确实较后者优越。一种事物的理想称名，其内涵应体现该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外延则应尽可能囊括符合此属性的对象。骈文的本质特征是讲究骈偶，对句式字数的要求并不严格。“四六”在最初命名的时候，尽管也取骈偶之义，所谓“骈四俪六”，但在其接受过程中，易因字面义误解为“四字六字相间成文”，从而偏离骈文的根本属性；在此误解下，又易把众多非典型四六句式的作品排除在骈文之外，从而缩小骈文的外延。在骈文批评家看来，“四六”只是骈文史的一个环节，是骈文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不能涵括历代骈文，正如郭象升所云：“四六之目，出于李义山，其辞不典，又不足以概括东京、魏晋之文。是故言骈文，四六在其中矣；言四六，骈文不尽在其中也。”[10]而“骈文”之名，没有这些缺陷，在内涵的揭示和外延的容纳上，都比“四六”更为科学、合理，因此逐渐取代“四六”而为文坛和学界普遍接受。
二、清代骈文正名与辨体思潮
尽管“骈文”之名较“四六”更为合理，更容易被接受，但“骈文”之取代“四六”，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与批评家的积极鼓吹密切相关。如前所论，宋元明直至清初，“四六”一直是骈文的主要称谓。从清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四六”、“骈文”杂陈混用的局面。几乎与此同时，即有论者致力于为骈文正名，对以“四六”称骈文深表不满。程晋芳《胡稚威文集后序》：
今其集中赋则规仿六朝，散文则墨守《文粹》，诗出入昌黎山谷间，然未有若骈体之独绝者也。其睥睨一时，无敢抗手，宜哉！往稚威尝告余曰：“吾最恶四六二字。夫骈体者，散体之变耳，古人文单句行双句中何限，乌有字必四句必六者？”[11]
胡天游字稚威，天才绝特，文名早著，张维屏《艺谈录》将其与洪亮吉并列为乾隆骈文之最，刘声木甚至推其骈文为“国朝冠冕”[12]。作为一代骈文大家，自称“最恶四六二字”，强调的显然是一种正名意识，即反对以“四六”称骈文。因为骈文原为散文的变体，虽讲究偶对，但多出于骈散相间的自然行文，并非一味俳偶，更非仅以四字、六字句成文，“四六始立专体”[13]是宋以后的事。胡天游本人的创作即取法六朝，打破四六相间成文的陋习，将古文浑灏流转的笔调和气势融入骈文之中，文笔奥衍奇肆、矫健纵横，远非软媚俗熟的宋元明四六所可牢笼。强溱《石笥山房集序》云：“稚威骈体文直掩徐庾，散行耻言宋代，一以唐人为归。”[14]可见，胡氏不但骈文推崇六朝而鄙薄宋四六，散体古文也耻言宋代而以唐为归，足见他对宋文的彻底否定。而“四六”之名，正是宋代盛行起来的。对宋文的鄙薄，连带起对“四六”这一名称的厌恶。因为以“四六”称骈文，容易暗示、强化“骈四俪六”等板滞、僵化的程式特征，不仅缩小了骈文的疆域和内涵，且易形成狭隘的文体观念，削弱骈文的艺术表现力，不利于其健康发展。这是作为骈文大家的胡天游所不愿看到的，故力辨这一名称之谬。
乾隆时期，另一骈文大家袁枚也对“四六”之名提出质疑。其《胡稚威骈体文序》指出，骈文也有明道功能，且修辞之工在古文之上。骈文须用典，重博学，富有渊雅典丽之美，不像散文易滋蹈空不学之敝，故其品位高于散文。而“四六”乃世俗之名九星化煞钱，降低了骈文的品格。李商隐偶以“四六”自名文集，并无严谨的学理依据。事实上，他在《樊南甲集序》解释命名之意时，将“四六”与博戏相比，可见其俗下品位和自嘲、自轻之意。后人“沿此名文，于义何当？”[15]有见于此，袁枚与胡天游一样，反对以“四六”称骈文，主张以“骈体”、“骈文”等取代“四六”。这些观点，后世颇有响应者。如孙梅《四六丛话》推尊骈体厥功至伟，颇得时誉，谭献却批评此书“采撷甚富，而宗旨无闻”，原因在于，“骈俪之学，既知探源《骚》、《选》，而目曰‘四六’，称名已乖，正不得以王铚为借口也”[16]。这种批评，不仅是为骈文正名，更涉及对骈文文体源流、基本特征的认识，直接影响到著述宗旨、编纂体例的是非得失，故其批评远较胡天游、袁枚等尖锐。
胡天游、袁枚等的骈文辨名，主要是批评“四六”称名之舛，这里暗示着一个前提，即在他们心目中，通常所称“四六”，实际就是骈文，两者所指相同，只是从文体命名看，“四六”这一名称失当而已。而有些论者则认为，四六与骈文是两种不同文体，骈文批评遂由正名发展为辨体。如孙梅《四六丛话·选叙》：“余既有《丛话》之役，以为四六者，应用之文章；《文选》者，骈体之统纪。选学不亡，词宗辈出。”[17]认为四六、骈文性质、功用各异。尽管在具体使用上，孙梅常混同骈文、四六，为此还遭受谭献的批评，但那多半出于因袭传统的称名旧习，是惯性所致，并不意味着孙梅对两者毫无区别意识。至少在上引材料中，已可看出他对“四六”、“骈文”之异的辨析。
由正名而辨体，将四六、骈文作为两种相关而不同的文体加以辨析，此论肇端于清中叶，至晚清民国而其风益盛，其辨益精。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
宋人名骈文曰“四六”，其名亦起于义山（见樊南《甲乙集自序》）。四字六字相间成文，宋、齐以下乃如此。其对偶亦但取意义联贯，并不以骈四俪六、平仄相间为工。永明以前，本无四声之说，要其节奏自然，初无所为钩棘也。六代、初唐，语虽襞襀，未有生吞活剥之弊，至宋而此风始盛。[18]
强调六朝骈文与宋以后的四六迥然有别，四六只是骈文发展到特殊阶段的产物，二者不是对等概念，不能以后起的“四六”来指称一切骈文。孙德谦对此心有戚戚，认为“六朝文只可名为‘骈’，不得名为‘四六’也”[19]，因为“骈体与四六异”，“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而世以四六为骈文，则失之矣”[20]。以是否“全取排偶”为标准，明确把骈文、四六区分为两种不同文体。六朝只有骈文，四六是唐宋以后才兴起的。将骈文名称的演变与文体发展演变史结合起来，将辨体与正名结合起来，努力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无疑加强了骈文正名、辨体的说服力。
除了句式、排偶等标准外，晚清、民国论者还从审美风格、气韵等方面区分骈文与四六。徐寿基《骈体正宗续编序》:“文章之有骈俪，其所以别于四六者，托体既殊，奏响尤异，要以选辞尚雅，择言必庄，详而不烦，廉而不刿，张绿水典丽而不诡于则，研炼而不伤于凿。”[21]认为骈文与四六既为不同的文体，艺术气质和审美风格上必有不同的要求。这是骈文异于四六的根本所在，外在形貌上的差别倒在其次。钱基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骈文与散文、四六曰：“主气韵，毋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22]这些论析，都使骈文辨体日趋深化，四六、骈文是两种不同文体的观念更为深入人心苦力王。影响所及，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将古代文章分为韵文、骈文、四六文、散文四大类，四六、骈文各自独立，并列于古代文体之林，充分显示了清人的辨体成果。
当然，清人辨析四六、骈文之异，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两种文体毫无关系。事实上，如前所述，辨体论者多把四六作为骈文发展史的一个环节或阶段，辨析两者之异，只是强调阶段性特征，反对将两者混为一谈，尤其反对以后起的“四六”之名指称一切骈文而已。从逻辑学看，“骈文”是泛称，是属概念，而“四六”是特称，是种概念，是骈文的特殊形态。前者可以涵括后者，而后者不能涵括前者。循此逻辑，凡用“四六”处，都可用“骈文”，而用“骈文”处，除特指宋元明四六外，一般不能用“四六”杰兰特，这样必然造成两个称名使用频率的此消彼长，高下悬殊。正因“骈文”之名比“四六”更具涵摄力，再加上清代文论家正名、辨体的大力鼓吹，所以迅速为各界所接受，最终取代了通行已久的“四六”。至晚清民国时期，以“骈文”命名而包涵四六的著作，如金敏伦《骈文观止》、谢无量《骈文指南》、瞿兑之《骈文概论》等，数不胜数。相反，以“四六”命名而指称历代骈文的著作，几近绝迹。这种鲜明对比充分显示，清人骈文正名的成果，已为近代学者普遍采纳。
三、骈文正名、辨体的尊体宗旨
命名的科学、合理固然有助于名称的通行，然而，事物名称的接受，除了学理性外，还有一个重要属性，即约定俗成性。许多事物，最初的命名往往有偶然因素，经不起后人严格的学理推敲，但它一旦流传开来，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并在长期的运用中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后，要废除旧名改立新名便极其困难。如“碑”是一种成熟极早的文体，汉代已确立文体之名并普遍使用。宋人孙何《碑解》却对其命名提出质疑，认为“碑”指碑石，只是书写的载体，本身不是文章，不可作为文体的名称。此说仅仅推敲字面意义，无视称名约定俗成的规律，故尽管言之凿凿，却未在学界引起反响，更未对“碑”这一文体名称的实际使用产生丝毫影响。那么，清代骈文正名为何蔚为风气，并驱迫活跃了近千年的“四六”淡出历史舞台，而为新兴的“骈文”所取代呢？仅从两者命名的优劣上，无法充分解释这一现象。事实上，清人的骈文正名，绝非限于字面意义的辨名析理，而是有着复杂的文学背景，裹挟着文学新思潮的涌动。概言之，就是在骈文创作复兴的背景下，通过正名、辨体，为骈文争取地位，为复兴骈文廓清障碍。正名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区分骈文、四六以推尊骈体才是更内在、更根本的原因。
兴盛于六朝的骈文，尽管在唐初即遭受史臣的严厉抨击，但这种无视骈文艺术价值，纯从政教功利出发的批评，未能遏制六朝文风在唐代的流衍。经韩柳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骈文才真正走向衰落，文体地位日趋卑下。明代开国后，又屡屡下令“凡诰谕务简古，毋用四六文”[23]，“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24]，遂使骈文疆域进一步萎缩，成为“大雅所羞称”[25]的文体。清初骈文创作尽管出现了复兴的苗头，但文坛主流仍是古文。被誉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少喜骈文，壮而悔之，故名其堂曰“壮悔堂”。桐城派方苞主张“文所以载道也”，而载道之文，“六经尚矣，古文犹近之”，“至于四六、时文”等，“以言乎文，固甚远也”[26]，明确把四六逐出文苑。甚至到了骈文创作已如火如荼的乾嘉道时期，时论仍“盛推归、方，崇散行而薄骈偶”[27]，“业此者既畏骈之名而避之”[28]。这种来自古文传统的成见，必然会对骈文作者产生巨大压力，阻碍骈文的进一步发展。要为骈文争取生存空间，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创作出众多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在文体观念上，要打破“散体文尊，骈体文卑”[29]的传统偏见，努力推尊骈体，提高骈文的文体地位。而为骈文正名，区分骈文与四六，将四六从骈文中剔除出去，正是推尊骈体的重要策略。
那么，何以区分“骈文”与“四六”可以推尊骈体？这是因为，在推崇骈文的论者心目中，六朝为骈文鼎盛期，虽讲究偶对、丽藻，但大多“华实相扶，情文兼至，于抽黄俪白之中，仍能灏气舒卷，变化自如”[30]，与古文“迹似两歧，道当一贯”[31]，原无尊卑之别。唐文“词虽骈偶，而格取浑成”[32]，因袭六朝而善于变化，名家辈出，名作纷呈，为骈文新变和进一步发展期。骈文体格之卑下，很大程度上是由宋元明四六之弊造成的。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乃一变于唐，再坏于宋，元明二代，则等之自郐，吾无讥焉。”[33]谭莹《论骈体文绝句十六首序》：“骈体文盛于汉魏六朝，洎晚唐以迄两宋，已有江河日下之势，至元明两代，则等之自郐无讥可耳。”[34]两家说法相近，都推崇六朝而鄙薄宋元明，体现了清人对骈文史的普遍评判。与此相应，骈文所遭受的轻视、鄙薄、斥责，主要也是以通行于宋元明时期的“四六”之名来承担的。湛若水《格物通》：“四六之文近俳，文士之有识者，犹耻为之，而况人君之严重乎？”[35]以作四六为文士之耻。故王世贞自称“平生不作四六”[36]，姚希孟在家书中叮嘱儿辈“毋作骈偶四六语”[37]。赵南星甚至以四六为蠹政乱国之由，“厌四六犹齐宣王之于败紫也”[38]。尽管明人笔下的这些“四六”，还是“骈文”的统称，未必专指宋以后彻底格式化、应酬化的四六，但种种讥斥，无不集矢于“四六”之名，“四六”已成为文体“恶谥”，则殊无疑义。王志坚《四六法海序》：
至其末流，乃有诨语如优，俚语如市，媚语如倡易白首，祝语如巫，或强用硬语，或多用助语，直用成语而不切，叠用冗语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罥，所当亟为澄汰，不留一字者也[39]。
这段话主要针对元以后四六而发，所谓“诨语”、“俚语”、“媚语”等猥俗尘下之风，在已彻底沦为应酬工具的元明四六中确实普遍存在，故王志坚斥为“魔罥”，呼吁“亟为澄汰，不留一字者也”，以保持骈文的文体尊严。
清代骈文论家不像明人那样严厉否定骈文，但对骈文衍变为宋以后的四六，也颇多指责。前引曾燠、谭莹之论，足窥一斑。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四六话》提要论宋四六“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惟以隶事切合为工，组织繁碎而文格日卑”[40]；卷一八九《四六法海》提要批评骈体自唐以后，“降而愈坏，一滥于宋人之启札，再滥于明人之表判，剿袭皮毛，转相贩鬻，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巧而伤雅，四六遂为作者所诟厉”[41]。四库馆臣这些批评，从形式、功用、风格等方面精辟分析了宋明四六何以造成文体败坏、文格日卑、“为作者所诟厉”等问题，为区分“骈文”和“四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学理依据，也为如何将骈文从猥俗、卑下、庸滥的泥淖中擢拔出来提供了反面借鉴。
总之，在宋以后的骈文批评史上，“四六”之名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如不抛开这些包袱，骈文很难跻身文苑，获得正当的文体地位，更遑论与散文争立坛坫了。面对此种困境，为骈文正名，不失为推尊骈体的有效策略。首先，根据“释名以彰义”的文体学传统，指摘以“四六”称骈文的谬误，从而在称名上将骈文与文格卑下的“四六”撇清干系。胡天游、袁枚、谭献等人的骈文正名，就是做这步工作。其次，根据“追源以溯流”的文体学研究方法，以唐末为界，将清代之前的骈文史分为两大段，每段各为不同的文体，即唐前的骈文和宋元明的四六，并反复辨析这两种文体的差异，坚决反对混为一谈。由于骈文名称的演变史和清人眼中的骈文发展史高度吻合，使得这种区分极具说服力。曾燠、孙梅、谭莹、朱一新、孙德谦等致力于这部分工作。两部分工作，尽管内容、方法有别，但宗旨一致，即通过正名、辨体，将骈文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流弊归于“四六”，从而使骈文涤净长期因袭的历史污垢，以新的名称、新的姿态跻身文苑，与古文并驾齐驱甚至争夺文章正宗地位。正名与辨体，是推尊骈文的重要理论策略。
四、骈文辨体、尊体的两个向度
历代对四六的诟病，主要集矢于两点。一是形式上拘于骈偶行文和四六句式，二是功能上局限于应用文字。清人辨析骈文与四六之异，多以这两点为界标。与此相应，有效克服这两大弊端，遂成为骈文尊体的两个基本向度。先看形式之骈偶四六。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六：“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类俳语可鄙。”[42]这种严守律令的拘谨形式，积习既久，必然走向板滞僵化，格熟调庸，“或残杯冷炙通天剑主，触鼻腥腐之气；或农歌辕议，刺耳俳谐之音”[43]。骈文至此，“精神尽失，风格日卑，等于俳优”[44]，“无复作家风韵”[45]。有鉴于此，清人反对从外在形式衡裁骈文。如谭嗣同《三十自纪》曰：“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46]孙德谦亦称：“盖所贵乎骈文者，当玩味其气息。”[47]虽然没有解释何为“气息”，但显然不是排偶工整、四六成句等外在形式上的，而是对性情、神韵、风骨等更高层次的艺术气质、风貌的追求。汪琬《说铃》称赞陈维崧“排偶之文，芊绵凄恻，几于凌徐扳庾”，“自开宝以后七百余年无此等作矣”[48]。“芊绵凄恻”出于性情的深厚真挚，“自开宝以后七百余年无此等作”则暗含着对宋元明四六寡于性情、多门面习套语等弊端的批评。又，吴鼒《问字堂外集题词》曰：
夫排比对偶，易伤于词。惟叙次明净，锻炼精纯，俾名业志行秦筝缓弦歌，不掩于填缀，读者激发性情，与雅颂同。至于揽物起兴，似赠如答，风云月露，华而不缛，然后其体尊，其艺传。后生末学，入古不深，求工章句，乃日流于浅薄佻巧。于是体制遂卑，不足俪于古文词[49]。
主张骈文创作当叙次明净，华而不缛，富于比兴寄托，激发读者性情，如此方能尊其体，传其艺，与古文并重于文苑，明确揭橥了“尊体”宗旨及途径。
除尚性情外，又有重风骨、尚情韵者。吴宽《棕亭古文钞序》：“窃谓文有风骨，骈体尤尚。盖体密则易乖于风，辞缛则易伤于骨。能为其难，则振采弥鲜，负声有力。”[50]张维屏《松心骈体文钞序》：“骈体所贵，树风骨于汉魏，撷情韵于六朝，以意运辞而不累于辞，以气行意而不滞于意，与古文体貌虽异，神理弗殊。”[51]追求风骨、情韵之美，实际上是以传统的诗歌、古文标准来要求骈文，这对于提升骈文品质、推尊骈体地位，不啻一剂良方。如此品质，六朝文往往有之，盖六朝文虽“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与散体文同也”[52]。骈文要臻性情、风骨、神韵之美，必须摒弃形式上的陈规陋习，打破骈、散壁垒，盖“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53]。唯有骈散交融，奇偶错综，“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54]，才能兼收骈、散之长而克服其短，创作出一流作品来。乾嘉之后，融合骈散逐渐成为理论界的普遍声音和创作上的指导原则[55]，甚至有高倡“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56]者。长期背负诟厉的“四六”之名，则因与形式板滞、陈腐庸滥等负面形象紧紧捆绑在一起，难以受容骈散合一的新思潮，故最终为时代所抛弃。
再看四六文体功能之局限。自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后，古文俨然成为文章正宗，肩负着载道、言志等崇高使命，骈文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只能在公牍文书和应酬日用中苟延一线。王之绩《铁立文起》分体论文，其中“四六类”录启、帐词、上梁文、乐语四种，都是为正统文人所轻视，主于应酬的庸音俗体，可见清人心目中四六畛域之狭隘。清初编纂的许多骈文总集，如李渔《四六初征》、胡吉豫《四六纂组》等，宗旨都是为各类公私文书提供范本甚至套式，故其体例安排往往表现出显著的应酬交际色彩。如《四六初征》把所录之文，根据应酬对象、场合不同，分为生辰、乞言、嘉姻、诞儿、宴赏、馈遗、祖送等二十部。沈心友《四六初征凡例》曰：
此种文字，系身民社者，政事殷繁，既不及拈毫穷索，即代庖幕府者，应酬纷杂，亦不暇逐字推敲，若非司选政者别开一径，使之便于采摘，不几蹙额呕心，以奚囊为苦海欤？[57]
明确表示这类选本，只为应酬场合“便于采摘”而编，其格调之鄙俗、文风之庸滥，不登大雅之堂，势所难免。正因如此，陆世仪主张“四六文竟不必作”，因为“唐文所以为四六者，束于功令耳，今则未尝有功令，何苦取青俪白，即使能工，亦记室之才耳”[58]，表现了对“记室之才”即公牍应酬写作的鄙视。在清人看来，这种以应用为主的四六文，如“伧父之祝词陆令萱简介，俗吏之书牍”等，“日以败坏其体，宜其文益卑”[59]，无论格调、气韵还是性情，皆不可望六朝骈文之项背，故必须与骈文划清界限。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载：
晚清传常州骈文派者，庄思缄尊人仲述先生实为巨擘……一日参督衙，总督特班召语曰：你的文章，四六最好。庄曰：不会四六刘招华，只会骈文。总督大声曰：不要客气；连称四六最好，四六最好。庄回寓告人曰：我今日变为书启师爷矣。[60]
在庄氏看来，骈文而被目为“四六”，简直是一种侮辱，以致自嘲沦为“书启师爷”。这则轶事颇有代表性，表现出晚清人的文体观念中，四六、骈文之功能、地位，如楚河汉界，壁垒森严。四六作为酬酢应用文字，地位低下，无干文章著述，为庄人雅士所羞称。将四六从骈文中剔除出去，尊骈文而薄四六，正是要在文体功用上使骈文突破猥俗庸滥的应酬藩篱，提高文体品位，拓宽表现领域，凡载道论理赛车小子，抒情纪事，无不挥洒自如，触处逢春。唯其如此，骈文才能彻底摆脱猥俗、卑下的地位，与古文并驾齐驱。清代骈文的创作成就，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如陈维崧之作“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61]，汪中《哀盐船文》恸盐船失火、《经旧苑吊马守真文》悼一代名妓，胡天游《拟一统志表》、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之议论经史，彭兆荪《小谟觞馆文集》“一真孤露，吹万毕发，氤氲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单微之际，上者载道，下者载心”[62]等等，可谓挥斥八极，包罗万象，绝无公牍、应酬之体的俗态。骈文的表现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拓展。这是清代骈文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骈文地位得到提高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兴起于清代中期并持续了一百多年的骈文正名与辨体思潮，并非一场抽象的名学问题的探讨，而是在骈文复兴的大背景下，为提高骈文地位、繁荣骈文创作而展开的文学批评。文论家结合骈文发展的历史，从文体名称、形式、风貌、功能等方面，将骈文与长期背负恶名的“四六”划清界限，使清代骈文以新名称、新品格、新面貌跻身文苑，甚至与古文争夺文章正宗地位。正名、辨体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尊体策略，是关于骈文创作在经历数百年的消沉、衰落后如何破旧立新、别开生面的理论探讨。这种探讨，与清代骈文创作实践形成了良性互动，推动了骈文复兴的进程，因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清代骈文正名、辨体的展开过程，正是骈文创作日趋兴盛、文体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新兴的“骈文”之名逐渐取代活跃了近千年的“四六”之名的过程。

注释：
[1]．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详参陈曙雯《清乾嘉道以降骈文尊体思潮探析》，《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张作栋《从四六到骈文——论骈文的名称演进与文体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3]．关于骈文名称及其演变，可参阅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绪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莫道才《骈文研究与历代四六话·上编》，辽海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年版；张仁清《中国骈文发展史·绪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论著四更是几点。
[4]．袁枚：《子才子歌示庄念农》，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5]．陈璞：《尺冈草堂遗集》卷一，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6]．罗汝怀：《绿漪草堂集·文集》卷一六，清光绪九年罗式常刻本。
[7]．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0页。
[8]．下文凡表示与“四六”对举的“骈文”类，都包括骈体、骈体文、俪体、偶体等名称。
[9]．孙梅：《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5页。
[10]．郭象升：《文学研究法》，余祖坤主编《历代文话续编》下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5页。
[11]．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二，清嘉庆二十五年冀兰泰吴鸣捷刻本。
[12]．刘声木：《苌楚斋三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94页。
[13]．来裕恂著、高维国等注释《汉文典注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页。
[14]．胡天游：《石笥山房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15]．《袁枚全集》第2册，第199页。
[16]．谭献著、范旭仑等整理《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17]．《四六丛话》，第2页。
[18]．《无邪堂答问》，第90页。
[19]．孙德谦：《六朝丽指》，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97页。
[20]．《历代文话》第9册，第8425页。
[21]．徐寿基：《酌雅堂骈体文集》，光绪十一年刊本。
[22]．钱基博：《骈文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动漫逍遥录。
[23]．邓元锡：《皇明书》卷一宋殇，明万历刻本。
[24]．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七，明万卷楼刻本。
[25]．曾国藩：《求阙斋读书録》卷七，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26]．苏惇元：《望溪先生年谱》，方苞《方苞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0页。
[27]．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七下，清道光安吴四种本。
[28]．李兆洛：《代作<骈体文钞>序》，《养一斋集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95册，第119页。
[29]．盛大士：《朴学斋笔记》卷七，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30]．梁章钜：《学文》，《退庵随笔》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418-419页。
[31]．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国朝骈体正宗》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68册，第2页。
[3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83页。
[33]．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68册，第1页。
[34]．谭莹：《乐志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28册，第543页。
[35]．湛若水：《格物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7页。
[36]．王世贞：《觚不觚録》，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37]．姚希孟：《文远集》卷二七，明清閟全集本。
[38]．赵南星：《废四六启议二首》，《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一七，明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39]．王志坚：《四六法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4册，第297页。
[40]．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第1783页。
[4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第1719页。
[4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4页。
[43]．曾燠：《有正味斋骈体文序》，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68册，第599页。
[44]．陈作霖：《与朱子期论骈文书》，《可园文存》卷四，清宣统元年刻增修本。
[45]．孙梅：《四六丛话》，第11页。
[46]．谭嗣同：《寥天一阁文》，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页。
[47]．《六朝丽指》，《历代文话》第9册，第8444页。
[48]．汪琬撰、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9页。
[49]．吴鼒：《吴学士诗文集·文集》卷四，清光绪八年江宁藩署刻本。
[50]．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275页。
[51]．张维屏：《听松庐骈体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1页。
[52]．梁章钜：《学文》，《退庵隨笔》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419页。
[53]．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刘孟涂集·骈体文》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第425页。
[54]．王先谦：《骈文类纂序例》，《虚受堂文集》卷一五，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55]．参见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56]．《六朝丽指》，《历代文话》第9册，第8451页。
[57]．李渔辑《四六初征》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23页。
[58]．陆世仪撰、张伯行编《思辨录辑要》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48页。
[59]．秦缃业：《小鸥波馆骈体文钞序》，潘曾莹《小鸥波馆骈体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9册，第245页。
[60]．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1页。
[61]．毛际可：《俪体文序》，陈维崧《湖海楼全集·湖海楼俪体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6册，第555页。
[62]．王芑孙：《小谟觞馆文集序》，彭兆荪《小谟觞馆诗文集·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第623页。
（原文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

何诗海，男，浙江开化人，2004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文体学、汉魏六朝文学、明清文学。出版《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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