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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09月12日 | 作者 : admin | 分类 : 全部文章 | 浏览: 578次

何成刚: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历史教育会议之学者的历史教育观-京师历史

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团体,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历史教育委员会即是其一,亦是历史教育史上最早专门研究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民间学术组织。
1922年9月,教育部在京召开讨论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提出的新学制议案的全国教育会议,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召开第八届年会。在该年会前三个月,即1922年7月3日至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其中,历史教学组参与讨论的学者,如梁启超、何炳松、朱希祖、徐则陵、柳诒徵、陈衡哲、朱经农等都是当时学界精英。所提交议案及会议情况刊载在1922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上。dnf高级装扮兑换券怎么使用会后徐则陵受“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所以,非常有必要了解这次会议中学者们的历史教育观。
值得关注的是,研讨人员中大半有留美经历。何炳松留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史学硕士学位。徐则陵获伊利诺大学的史学硕士,并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历史系和教育系主任。留日专修史学的朱希祖历任北大、清华,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陈衡哲,留学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史周广智,回国后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成为中国第一位西洋史女教授。当然,梁启超及柳诒征的学问更不必提。可见这个专家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中小学历史教员的参与。
这里简要对诸位学者的历史教育改革设想做一述评:
1、徐则陵的议案
徐氏的议案主要围绕历史教育研究体系和解决对策两个问题展开的。
关于学校历史教育的研究体系,依徐氏之意,有历史教学目的、历史课程种类及支配、历史教学内容选择标准、历史教学法体系、历史课程衔接、历史地理公民学之会通、历史师资培养。依今天的研究视野看惊世皇后,徐氏历史教育视野相当开阔,提出的问题中既有宏观问题,又有微观问题,非常全面。
历史师资问题也是徐氏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徐氏看来,历史教育对于发展学生的“社会效能”最大,即培养学生认识、参与及服务社会、及确立对社会及国家的一种义务、责任。尽管别的学科也有这一教育价值,但是,历史教育的功效最为明显。能否实现这一点,主要取决于教师。
徐氏接着把列举的问题又细化出了更为切近教学的问题。如如何分别确定中小学历史教学目的,坚持何种标准选择教学内容,历史教学中至少最精的教学内容应如何审定,历史知识排列应该坚持什么原则,历史地理公民各科应分科或综合教学,应如何培养教师等,都是历史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深层、长期争论且没有得到一个满意解决的问题,反映了徐氏敏锐的问题意识。
针对上述问题星点龟,徐氏的解决对策是:(1),调查历史教学现状,包括历史教学目的、各学程时间分量,分析教科书、参考书、讲义内容,并统计其结果;(2)参考今日各国试用之历史课程编制的方法;(3)制定试用的历史课程及教学方法;(4)设法实验试用的历史课程及教学方法独立纵队2,统计其结果;(5)确定历史课程应有的内容;(6)新教科书试教后应用测验方法,考察学生成绩;(7)将研究结果公示教育界,共同讨论,以便推行。
徐氏的问题解决对策,处处从中国的历史教学实际出发,又具有开放的世界视野,显然与徐氏留美经历有关。其意义在于,即研制必须从中国历史教育实际出发,但也应该借鉴世界各国历史课程编制的做法,避免闭门造车。徐氏提倡的调查、分析、实验、试验、测量,再到讨论,然后是实施等过程,非常严谨和严密。从理论价值上看,历史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历史教育与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徐氏可算第一人。可以说,徐氏为中国学校历史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指出了一条科学之路。可惜的是,徐氏设想的闪光点在当时没有被重视,民国历史教育中出现的若干问题,恰恰验证了徐氏设想的超前性。
2、何炳松的议案
何炳松的议案主要以历史教科书编写为论述中心。
应依何种标准来选择历史教科书内容,何氏在议案中指出,应以说明历代社会进化过程,使学生明白现代社会由来短歌行教案。历史教科书也不应“偏重政治”。他主张打破历史教科书朝代断限的写法华军合创,因为各种制度变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一时代中之各种制度亦往往新陈代谢,迟速不同,并不一致”。
何氏议案中最有价值的在于,他认为历史教科书应使用“最初材料”,并应“应说明来历,附于每章或每段之末”。每章每节之后,应列参考书目。对于参考书,应加简单评论,这有助于便利学生的阅读。为了防止加重学生负担,何氏认为参考书“不宜多举,仅列最佳者三四种已足”。他还建议将历代历史名著,取其精华,专门编辑成一书,供学生参考,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他还认为历史教科书不能“以多列人名地名为贵”,不重要的时间也不宜多提,这显然是出于避免“繁”、“偏”等弊端而考虑的。
3、梁启超的议案
梁氏主要观点体现在他拟订的《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中,这是梁氏最早也是唯一的具体阐释他的中学历史教育思想的重要论著。
首先,他批评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即使政治史,也只是专注重于朝代兴亡及战争,对于“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对于社会及文化丙肝吧,虽有叙述,但是太简略,且不连贯。社会、经济及文化实成了政治史的附庸。这样的历史教科书,将学问与生活截然分开,学生读后,对于祖国不过增长了“保守性或其他恶德”和“厌恶之倾向”。在梁氏看来,历史课程应贴近社会生活,应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为了重新唤起学生对于国史的兴趣,梁氏提出改造国史旧教本的两条方针:以文化史代政治史;以纵断史代横断史。梁氏创造性地将将历史知识分为6个部分: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这是历史教育史上最早主张以专题和综合为特点的历史教科书体系设计。具体而言,这六部分包括192课,三年学完。其中,年代7课,地理30课,民族23课。政治31课豪门退婚妻,占总课数16%。社会及经济48课,占总课数25%。文化53课,占总课数27%。社会经济文化史内容与政治史相比,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多,体现了新的历史教育观。
内容的丰富性是中学国史教本最明显的特点,主要包括民族关系、宗法制度、奴婢制度、土地制度、礼制、司法、人口、婚姻、祭祀、工商业、财政、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不难看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与梁氏的新史学观一脉相传。
当然,中学国史教本的问题也导致梁氏设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学历史教育实际不符。首先,三年授完192课,每年要授完64课。以每学期22周,每年44周的教学时间来看,必然加重教学负担,这还不包括世界史教学。按照梁氏设想,初中学国史,高中学世界史。这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因为有大多数的初中学生不能接受高中教育。其次,当时学校历史师资也无法承担这种专题教学任务目屿岛。就学生而言,学习难度亦可想而知。总之陈鸿锦,这种专题历史知识体系,虽不排除局部范围试验的可能,但总体上显然不适宜放在初中阶段。
尽管如此,梁氏设想的现实价值依然是不容否定的。当前正开展的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中采取的“模块课程”做法,与梁氏的设想有着共通之处。
4、朱希祖的议案
朱氏主要是从历史内容讲授顺序的角度来论述的,且得到了何炳松的“附议”。
朱氏既不同意梁启超的初中学国史高中学世界史做法,又不同意民初部颁历史课程方案中规定的教学顺序。他认为,国史与外国史应同时讲授,而且其中的现代部分应提前讲授,然后再讲其它部分。朱氏此说有针对性。因为民国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历史教员,在学期开始时,并没有规划好整个学期历史教学计划,往往造成学期快结束了,而授课不及教学任务一半,于是离现史愈近的内容教师总是急匆匆一讲而过。可以说,这是民国学校历史课堂上的一个普遍现象。
要承认,朱氏的建议只能缓解“重古轻今”的弊病,与这一时期国内教育界流行的“设计教学法”理念完全相同,出发点是好的,但不现实。而且,按照先今后古的顺序讲授妖王摩哥斯,破坏了历史进程中的前后因果或承继联系,必然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违反历史教育原理的。
朱氏赞成民初部颁历史课程方案中国史与外国史在教学时间上的分配,即近现代史和上古中古近古史各占1/2,各授1年。然而让朱氏不满的是,历史教员竟然不知如何分配时间,“往往详于上古已至近古。至近世现代史或因时间已无,弃置不讲”。为了解决这种轻重倒置的弊病,朱氏建议新学制应在第3、4年讲授国史。朱氏还建议东宁记,应将东西洋史统称为外国史。
5、陈衡哲的议案
陈氏议案主要是从教学方法角度论述的,且得到了她的先生任鸿隽的“附议”。
陈氏批评了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种种弊端,如用一本“呆板”的历史教科书,偏重“注入事实”,而“不求发展学生研究学问之本能”,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视历史一科“如嚼蜡烛”。不过她提出的解决对策却难以让人苟同。他认为应完全废止讲义,采用学生自修。如一时做不到,可以“用口述之讲义,而令学生笔记其大要,同时又令学生参考书籍,以为他日完全自修之预备”。
陈氏主张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造成“注入事实”现象,当然与历史教科书有关,可是这一责任主要应由历史教员负责,应通过教师改善教学方法来纠正。完全废止讲义或不用教科书,无异于因噎废食。让学生将大多时间用在做笔记上,恰恰属于他所批判的“注入事实”。后来历史教学组唯一否决的议案就是她的议案。理由是:第一,中学生的笔记能力和阅读能力不足,而且很多学校参考书非常缺乏;第二,讲义或教科书与学生的自动研究并不矛盾;第三,目前情况下教科书有采用的必要。显然,陈氏的设想有矫枉过正自弊。
6、柳诒徵的议案
柳氏的议案主要涉及了三个问题:教学环境、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柳氏认为,无论中小学,都应有一个历史标本陈列室,历史课就应在历史陈列室里上。如讲乡土史,就应该走出学校,在该乡土的地方去讲。最初在学生生活的城郭乡镇里讲,当学生长大了,就可以带学生到各地去讲。这里柳氏提出了一个教学内容应该与教学环境相适应的教学原则。
柳氏主张应根据不同的学级采取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与前诸人议案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小学一二年级应学实物的历史,三四年级就可以用历史教科书,姜柔并和实物的历史相对照,五六年级便可以让学生通过自修来学历史。初中三年学生应该读有自习性质的教科书,然后渐渐看古书。高中三年,学生如果准备深造工科农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关于农业、农政、工业、工政方面的原书。这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思潮的体现。
虽然柳氏是从“教”的角度谈历史教学的,但这个“教”实际上是从学生“学”考虑的,且注意到了学生不同年级不同的学习特点,并针对这些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方法,体现了“教学合一”的思想。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历史教育会议,集合了诸多史学教授,集思广益,脚踏实地,切磋砥砺,“眼光向下”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在历史教育发展史上还是首次,同时也开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风气之先。会议中提出来的诸多问题,涉及到了学校历史教育的方方面面,非常详细,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历史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软摄影,向我们展示了五四时期学校历史教育发展的新动向。其中不少见解,反映了学者对历史教育深层和多角度的思考,以徐则陵的思考最为深邃。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其学术价值都是相当高的。有些观点缇可春季篇,我们未必同意,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很有学术价值。
不难发现,诸多议案带有浓厚的美式教育色彩,这是五四时期欧美教育思想,尤其是美国教育家孟禄、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比如调查、观察、实验、试验、测量等“赛先生”思想,“教学合一”的教学方法,经国人引介并传播的结果。有助于促使我国中小学历史教育走上“科学化”之路,进而对中小学历史教学实践产生积极影响。实际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黄金之心。
会后,在徐则陵议案的基础上拟订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简章,决定以研究中小学历史教育为宗旨,由史学和教育领域的学者组成,采取分组研究和共同研究的方式,成立“计划组”、“编辑组”、“实验组”。
如果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历史教育界的同心协力下,按照徐氏拟订的研究计划,切实实施,必将加快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这些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合理的建议设想,并没有得到教育界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更是一种奢望。不过,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历史课程方案研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毕竟有限,民国历史教育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实际上就与缺乏调查、试验和研究有关。
转自何成刚:《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文本发布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如引用,请以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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