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uning.com作为审美形态的英雄与崇高-别现代

时间：2015年12月03日 | 作者 : admin | 分类 : 全部文章 | 浏览: 384次

作为审美形态的英雄与崇高-别现代

原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核心阅读：
英雄的审美本质是人崇高的超越精神。然而，英雄并不是一种纯粹美，审美与欲望、审美与政治、审美与道德的关系构成了言说英雄审美形态的三个维度。英雄原欲于英雄崇拜，“神人合一性”，“化崇高为欲望”是西方传统英雄的识别标志；伴随着“人”的日益觉醒，英雄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话语的共同审美期待，从而具有“政治理想性”;在审美与政治的作用之下，英雄具有了塑造民众理想道德人格的审美功能，而“道德实践性”，“化崇高为道德”则是中国传统英雄的识别标志。英雄的“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在后现代消费时代被解构，“化崇高为滑稽”，使英雄徒剩滑稽的审丑外壳，不再崇高。英雄在当代的审美重塑应恢复其崇高的超越精神这一内核，以审美距离为原则，对欲望、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进行无利害的审美调节。。
古往今来，英雄的类型十分繁复，对其特质的把握难以一言以蔽之，这便需要我们在关系、流变中去动态、生成地把握其作为审美形态的特质。
英雄的内涵较为稳固，其审美本质是指人崇高的超越精神。然而，与自然物的本质客观固定性不同，英雄是人们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其外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生成性，会伴随不同时代、民族、文化的审美需要而不断地增添新义，本文所讲的“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等质素，正是在英雄形态的流变过程中逐渐内化为其本质规定性的。
后现代消费时代对英雄产生了新的审美需要，对其展开了新的理解，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其解构了传统英雄的“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化崇高为滑稽”，使英雄徒剩滑稽的审丑外壳，不再崇高。这便需要我们依照英雄所应有的价值判断标准来对其展开批判性的重构。
一、英雄具有“神人合一”性
历史地看，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最先具有“神人合一”性。古代文艺作品对英雄的塑造尤其强调了其“神”性、“神”力的一面——即崇高的超越精神，这也是英雄最基本的特质所在。在古希腊，英雄也被称为“半神”，是神和人结合而生的，英雄虽是人形却有神力，是族类的佑护者，能够对人类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英雄的“神人合一性”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英雄应拥有“神力”而超乎常人。在古代文艺作品中，英雄或是具有巨大的身体能量，比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神话传说、印度的《薄伽梵歌》、英国的《贝奥武甫》、法国的《罗兰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歌颂的都是一些身体能量巨大的英雄，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操干戚以舞”的刑天、“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也莫不如是；或是有着过人的胆识、气魄，比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过五关斩六将“归去来兮，气吞万里如虎”的关羽，“风尘天外飞沙，日月窗前过马”的成吉思汗等等；或是有着无边的神力、法力，比如补天的女娲、尝百草的神农、射日的后羿、治水的大禹、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等等；或是智勇双全，比如兼“战争”与“智慧”神力融为一身的雅典娜，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大帝、拿破仑，威震匈奴的卫青、霍去病……等等，英雄们无不被塑造为具有超凡的能力。
人们对英雄审美形态的这种“神”性、“神”力的塑造原欲于人类的英雄崇拜。英雄崇拜是人类特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欲望逍遥创始神，人们总是渴望英雄、歌颂英雄、追慕英雄，并以此来砥砺、激发、塑造自身的英雄品质。古往今来，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鼓舞了人们的士气，振奋了人们的精神、美化了国家与民族的形象，成为人类心中永恒的“梦”。文艺作品正是为了满足人们英雄崇拜的精神需要，而将英雄审美形态以“神”化的方式显现出来。“神人合一”的英雄是对现实生活、现实政治中人物的美化、神化，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是人们英雄崇拜情结在文艺作品中的“圆梦”式显现。
其次，在内在的精神实质上，英雄的“神人合一”性、英雄崇拜情结重在强调人崇高的超越精神、抗争精神。这种崇高的超越精神即是当人类面对生死存亡、面对变化莫测的不可知世界、面对社会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压迫、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面对艰苦困顿的人生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抗争的、永不屈服的、强烈的生命意志或生存欲望。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身上所潜藏的超越与抗争的“本我”常常处于被“超我”压抑和遮蔽的状态，然而，一旦受到“敌对势力”的压迫，人崇高的超越精神便会被激发出来，如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显现出夺目的神性光辉。
“化崇高为欲望”是西方传统英雄审美形态塑造的识别标志。当面临人生困境、面临尊严与荣誉的挑战时，西方传统英雄常常尽可能地伸张个人的意志，以完全不妥协的精神来与无法抗拒的客观现实抗争，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拉伯雷笔下的庞大固埃、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等等，宁可毁灭自身也不让意志屈服。
“化崇高为欲望”在卡莱尔的英雄观，尤其在尼采的“超人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得到了理论的支撑与强化。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看哪，这人》中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巨大的“强力意志”(生命力)，它在人心中涌动、冲撞，渴望有朝一日的热烈喷发。人生的目标就是向“超人”这个理想自我迈进，“超人”是一个“不顾自己的恐怖和悲惨，……宁死超乎恐怖和悲惨之上，永久欢喜于生成和毁灭”的人［1］。“他们是渴望达到彼岸的箭，我爱那些人们，不在星球之外追求一个捐躯、牺牲的理求，只为大地而牺牲，使大地成为超人的地。”［1］ “超人”具有“英雄的道德”：爱战斗、积极抗争、永不妥协、激流勇进等这些有利于生命力强大的是“英雄的道德”；爱安稳、爱和平、与世无争、不求进取、乐天知命、自我牺牲等这些不利于生命力强大的则是“奴隶的道德”。“推崇男性、刚强、冒险、勇猛”是“善”;“推崇卑逊、利他”则是“恶”。尼采强调人生要通过不断冒险去超越自我，在战争状态中生活。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更是被人直接称作是“士兵的哲学”［2］，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二战”时在德国士兵的尸体中发现了好些人带有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海德格尔认为英雄作为人生的一种崇高的超越精神，它是人们灵魂生长的源头，英雄精神正在于从自身的有限性迈向了无限的崇高之中，海德格尔用“向死而在”的英雄牺牲精神与欲望完成了对人生意义之“无限的崇高”的证明。尼采、海德格尔的英雄—欲望哲学观为战争的合法性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武器。
再次，英雄的“神人合一”性除了具有神性、神力之外，还应具有血肉丰满的、现实的“人性”。但是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常常是高度理想化的，如何把握“神”、“人”的中道并不十分容易，英雄中的“人性”塑造常常被过分彰显的政治理想性与道德实践性所遮蔽，从而成为类型化的扁形人物。随着时代与人们审美需要的变迁，英雄形态发生了流变，英雄身上的“神性”、“神力”等魅力渐渐褪去，英雄与凡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崇高渐趋平凡，丧失了英雄之为英雄的“神”力本领，对英雄“人性”尤其是人性中“丑陋”、“滑稽”的开掘发展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从而走向了英雄的反面。对此一问题的申说留待后文。
二、英雄具有“政治理想性”
如果说英雄的“神人合一”性、英雄崇拜情结是人们的原始集体无意识的话，那么，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成熟化演进，在“人”的日益觉醒之下，英雄的“政治理想性”逐渐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话语的中心审美期待，现实地代替与补偿了原始的“英雄崇拜”情结。相应地，“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便具有了国家性、阶级性、民族性、民众性等标准。英雄成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象体现。
英雄的“政治理想性”是指英雄应具有高远的、匡时救世的政治抱负。诚如《三国演义》第21回中“曹操”所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形象化地概括了英雄的这一特点。
作为审美形态，英雄具有政治理想性，然而，“政治”与“审美”有关系吗? ——一般而言，政治是有功利的，比如政治常常体现为政党、政权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展开功利性的活动;而审美则是无功利的、无利害的。审美与政治虽然性质各异，但异中有同，其相同与交叉处在于，二者都属于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范畴，都具有“理想性”的特点。“政治”一般包含三个层面:政治理念或政治理想、政治制度及政权、具体政策。这三者互相结合，政治理想产生了政治制度与政权，政治制度、政权产生了具体的政策金叶佛甲草。审美与政治在三层面上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审美和政策、政治制度及政权的关系相对较远，和政治理念、政治理想的关系则十分密切。政治理念、政治理想从根本上讲是对一个理想社会的美好想象，比如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国等等。在此意义上，审美与政治并不矛盾，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也可说是一个美丽的政治图景、理想国。
由此陶醉哥，以“理想性”(以及由理想性所生发的“形象性”)为契机，审美与政治可以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体现为两点:即审美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审美化。审美政治化是指，文学、艺术通过审美的方式或是来想象与建构一个国家、民族的形象，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就为人们构拟了一个现代化的理想国家与城市生活图景;或者通过审美的方式“介入”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时期，审美政治化的方式能够起到团结、鼓舞、激励、振奋民心的作用，比如《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评书对于民众的鼓舞。政治审美化是指，政治(政治家、政党、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审美来美化、宣传其政治抱负，来维护、发展政治及国家的统一与繁荣，来引导时代精神的建构，等等，比如《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红色经典”就建构了积极向上、慷慨激昂的红色国家形象。政治审美化亦可表述为政治的魅力化、或者美丽政治，其实现的途径之一，正是建立在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这一基础上的，这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魅力统治的权力是建立在对默示和英雄的信仰之上的，建立在感情上确信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政治的或者其他性质的价值的重要性及其显示的价值上的，建立在英雄主义之上的”［3］。
审美与政治的相互关联，产生了英雄审美形态塑造的两种审美期待视野。一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审美期待，即体现了政治理想、国家形象建构的审美需要;一种则是民间话语的审美期待，即体现了表现救亡图存、寄托家国情感的审美需要安达充mix。在这两种审美期待视野中，是以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国家认同作为潜在主导的。
先看官方意识形态对英雄审美形态塑造的审美期待，其以政治审美化的方式来建构的。在中国，“英雄”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代，发展于三国，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魏晋时期正是“人”觉醒的时期，所以尤重对英雄崇高超越精神的发抒。三国时的英雄都具有“以王者自命”的风云气概，这种风云气概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鲜明地显现出来。曹操要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崇高超越精神实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政治理想。曹植那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崇高精神是士人乘时而起、建功立业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阮籍既有对“王业须良辅，建业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政治理想的企慕，也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慨叹。如此等等，英雄审美期待体现了汉魏王霸政治的理想性需要。西方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亦受到审美与政治关系的影响，比如西方中世纪塑造了很多服务于政治理想需要的“集体主义英雄”:摩西、力士参孙、耶稣、罗兰、尼伯龙根、亚瑟王、但丁等，从而有别于传统的个人主义英雄。
再看民间话语对英雄审美形态建构的审美期待，其是以审美政治化的方式来建构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水浒传》所塑造的“平民英雄”，其最符合民众的审美期待。百姓在现实生活中所受的压迫与不满都能在该书中得到宣泄与释放。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在社会动荡和转型中，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尤其成为人民的精神寄托，比如花木兰、岳家军、杨家将、呼家将等等即是如此囚宠傅渝。
在两种审美期待中，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话语具有潜在的制约性，由此又产生出种种新的英雄类型。比如由于《水浒传》中具有反抗现实政治的风险，所以从《杨家将》开始，到《说唐》系列，“将门英雄”逐渐取代了“平民英雄”而成为主要的英雄类型超时空垃圾站。由于对忠臣良将的集体无意识的普遍认同仙绝，因而这类英雄形象也获得了民间话语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重认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飞龙全传》始，又新变为“天子英雄”类型的塑造，如《飞龙全传》中的赵匡胤、《英烈传》中的明太祖朱元璋，等等。这类英雄形象虽体现着官方意识形态的意志，但民众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对这类形象也有潜在地认同。
总之，英雄审美形态的流变经历了从“神人合一”向“政治理想性”的演进。“凡是那些为争取民族、国家和人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牺牲的人，就是英雄”［4］——英雄之所以能为家国、民族舍弃一切乃至生命，是因为支配他们崇高行为的最终动力是政治理想从而不是一己之私欲。
三、英雄具有“道德实践性”
在审美与政治的作用之下，英雄审美形态又具有了塑造民众理想道德人格的审美功能，即具有“道德实践性”。
英雄的“道德实践性”现实地提出了一个处于民族、国家、社会中的个体(即英雄)如何激励、提升民众的人生境界的话题。英雄是一种理想的、崇高的道德人格形态，应具有艰苦奋斗、为民造福、舍己为公、追求正义、救世济民、拨乱反正等崇高的道德品质。正如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英雄作为一种崇高的形象，对于民众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历史地看，英雄的本义，初无关于道德。如魏晋时代的王璨、萧统、刘劭对英雄都有过述论，指出“英”与“雄”的区别。“英”兼有精英、英明的意思，是一个褒义词。“雄”则兼具褒义和贬义，主要描述其能量之大，而非其伦理之正，故有“奸雄”、“枭雄”等蔑称。如“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白脸”曹操便尝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司马迁也认为荆轲“不轨于正义”，如此等等。英雄的道德意识的突显www.suning.com，是晚近“英雄”与早期“英雄”的一个不同之处。
且以“关羽”历史地位的演变为例来看英雄审美形态的流变。关羽是如何成“圣”的呢? 历史上的关羽原本只是一名普通的武将，从三国到隋唐，关羽的知名度并不高。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关羽立传，指出他忠勇重义优点的同时，也指出其“刚而自矜”、“以短取败”、曾经降曹等缺点，所评不偏不倚不高。其后，在审美与政治、审美与道德的共同作用下，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审美塑造，使关羽成为“忠义”道德的象征，“关羽”逐渐被美化、神化。在明清以后，“关羽”更是被尊崇为“武圣”，而与“文圣”孔子并列，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完人。对关羽的英雄崇拜已积淀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寄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与家国形象的徽标之一。
“化崇高为道德”是中国传统英雄审美形态塑造的识别标志。一般而言，西方传统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常常将崇高与悲剧融为一体，即为了突出英雄的生命意志、生命欲望，而赋予英雄以悲剧性的结局。中国“英雄”审美形态在处理悲剧性结局的时候，——表面看是所谓的“大团圆”结局，实则是化崇高为道德，——常常将英雄命运的跌宕起伏转化为对人生道德意义的思索。比如虽然夸父渴死、女蜗溺亡、鲧被杀害，他们却变换出新的生命形式，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崇高精神，这些崇高精神可以描述为诸如儒家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道家的“生死齐一”和“永生不朽”、墨家的“慷慨赴死”、法家的“冷酷生死”、佛家的“了生死”，以及民间的“阴间”与“阳间”……如此等等，生成了丰富多样的道德境界，对于塑造民众理想道德人格有着重要的现实感染力量。
英雄的“道德实践性”如何可能呢? 人们对英雄理想道德人格的塑造，源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是人类不断以理性的、道德的“超我”来控制包括英雄的本能、欲望与冲动在内的“本我”。康德在研究崇高时，曾将其分析界定为两个层面:自然的“力学的崇高”和道德的“力学的崇高”。前者主要涉及超出人的物理力量的自然力，如狂风暴雨、山崩地裂、滔天巨浪、猛兽怪物、电闪雷鸣等;后者则指这类对象在人内心中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的心灵力量:“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并让我们心中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6］，崇高正是由可怕对象所激发、转化出的具有伟大力量的道德感受。
四、别现代消费时期如何重塑英雄?
传统英雄的塑造存有一定的问题，如其或是过分夸张英雄的生命意志、生命欲望，从而导致了英雄成为了一个与战争、恐怖主义相关联的高危名词;或是过分凸显了英雄的“政治理想性”，从而导致了英雄异化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是过分标举英雄的“道德实践性”，从而导致了英雄形象的“高大全”、高耸云端、不食人间烟火，成为远离现实人生的漫画式人物。
“别现代”一词是王建疆教授的独创性理论，用于概括一个既有现代，又有前现代和后现代因素的社会形态［7］依媛奈绪。按王建疆先生的说法，别现代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和谐共谋时期，也是消费时代［8］。在别现代消费时期，人们对英雄产生了新的审美需要、展开了新的理解:其在矫正传统英雄塑造的偏颇方面，在解构政治、道德的宏大叙事方面，在对英雄的审美性、人性的拓展等方面都期待新的创造。但它却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尤其是其在解构政治、道德的宏大叙事时，也同时将传统英雄的“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等内质统统给解构掉了，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给倒掉了，“化崇高为滑稽”，使英雄徒剩滑稽的审丑外壳，各类具有明显身体残缺和道德残缺的英雄，即所谓的瘸子英雄、婊子英雄以调侃、谐谑的娱乐化方式逐一粉墨登场，使得崇高不再。
别现代消费时期如何重塑英雄? ——我们认为，英雄在别现代消费时期的审美重塑应恢复其崇高的超越精神这一内核，以审美距离为原则，对欲望、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进行无利害的提纯、净化与调节，使其既源于欲望、政治、道德，又超越欲望、政治、道德，给人一种审美情趣的享受与审美境界的提升。在具体的塑造过程中，如果英雄与民众的审美需要“距离过大”，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曲高和寡，便会导致英雄道德的虚假与伪善;如果英雄与民众的审美需要“距离过近”甚至“没有距离”、“削平深度”，便会导致英雄魅力、英雄形象、英雄神力的丧失而走向滑稽、丑陋与荒诞。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要遵循中庸之道，使英雄的欲望、政治、道德、审美四要素相互之间平衡、协调发展。
首先，应对英雄审美形态中生命力“欲望”，尤其是对英雄的“纵欲”问题进行无功利、无害化的审美提纯与净化，赋予其以深厚的理想化与道德化的意涵。审美与欲望都具有“超越精神”因而可以相互关联。所谓“超越精神”，即人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未完成性、矛盾性、不自由性等所具有的超越自我的倾向；所谓“欲望”，其本义是渴望，是需求和向往，人正是从欲望出发，去开拓人的生活、创造人的物质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英雄也正是受到欲望的驱动而造就了“时势”;所谓“审美”，旨在让人超越世俗生活功利的、利害的束缚而进入身心愉悦的自由境界。审美与欲望在使人摆脱不自由、局限性上具有相似性。
然而，“欲望”的问题在于，它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进而便会发展为纵欲主义。但是欲望的过分放纵终将导致英雄自身的毁灭乃至世界的毁灭。英雄的欲望一旦过于膨胀，就会带来消极的后果，成为一个高危名词而让民众感到恐慌。如《水浒传》中便有草莽英雄“暴力美学”的色彩，民众如果对“草莽英雄”产生了极端崇拜、冲破了社会法则的约束，便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因此，要对英雄的生命力“欲望”问题进行合情合理的、自然而然的、如其所是的重塑，化欲望为理想与道德境界的审美提升。
其次，对英雄审美形态中的“政治理想性”、尤其是对“政治对文艺审美进行强制性规范”的现象进行无功利、无利害的处理，赋予其以人性化、道德化、审美化的丰富意涵。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审美既可以积极地引领认识、道德、政治，使其超越自身的局限，而走向自由；另一方面，审美也可以消极地被认识、道德、政治所利用和包装，成为它的手段与工具，成为异化的审美。因此，我们要避免在英雄审美形态的塑造过程中出现政治、政策强制性地规范文艺审美创作的现象。
比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受政治话语的规范，英雄形象的塑造要服务于表现阶级性、革命性、人民性、党性等的政治要求，英雄人性因素的塑造、其审美意义的实现便因此会遭到弱化或缺失，而成为扁形人物。另外，把英雄的内涵置换为“人民群众”，也是导致英雄人格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大全的英雄们最后变成了一尊尊让人顶礼膜拜、虔诚供奉的政治偶像。英雄距离现实人间越来越远，英雄的“伪崇高”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压迫感却越来越强。然而，随着英雄形象的越来越“完美”邪恶召唤师，政治标准的不断提高，其现实的实践性、教化性却越来越低，甚至无法实现，英雄的政治神像也就由此而坍塌了。
再次，对英雄审美形态中“道德实践性”、尤其是其中的道德“禁欲”、“伪善”问题进行无功利、无害化的处理，赋予其以人性化、审美化的多样意涵。传统的英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被道德神圣化了，他们是美德的化身，至善至美，无常人的缺陷，但越是如此，却越让人觉得虚假，从而不能实现其道德的现实功能。
有鉴于此，别现代把英雄进行矮化式的解构，让痞子、妓女、瘸子、戏子、厨子等丑角取代以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在当前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如《厨子·戏子·痞子》和电视剧《民兵葛二蛋》中，主人公被设计安排为起初并无救国救民之意，只是在无意中成为了英雄。但是，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除了他为国家和民族所作的突出贡献外，还应有其不同于常人的道德品质。别现代利用后现代的“去英雄化”手法同时将英雄人物的“道德品质”也去掉了。否定英雄存在的崇高道德意义，将会消除人民对伟大与崇高心怀敬仰的感情基础。英雄塑造为什么要求“道德”标准? 因为道德能够对人的生命意志、对人的纵欲问题进行约束，突出了理想性。不强调道德性，就会导致“纵欲”;但是过于突出理想性、道德性，也会导致“禁欲”，也是不健全的，因此要使英雄的塑造血肉饱满，具有现实的实践性与亲切性。
总之房仕德，以“崇高”为内核，以审美与欲望、政治、道德的互动关系展开辐射，构成了英雄审美形态的生成流变规律。华婷婷“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逐渐审美地内化为英雄的审美特质。“英雄谱系”也经历了从神话形态到政治形态，再到道德形态和娱乐形态的嬗变，形成了英雄谱系的多种模态，为英雄形象的艺术塑造和美学展现提供了广阔空间神木与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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