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倾心余云辉：为了忽悠和胁迫中国扩大开放，美国把自己打扮成全球化的受害者-乌有之乡网站

时间：2015年05月17日 | 作者 : admin | 分类 : 全部文章 | 浏览: 384次

余云辉：为了忽悠和胁迫中国扩大开放，美国把自己打扮成全球化的受害者-乌有之乡网站

一、是敌还是友？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定性问题
正确认识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的性质，这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前提和出发点。中美关系的敌友性质判断，决定着中国处理两国关系的政策和策略。
决定中美关系敌友性质的决定权不在中国手中，而是在美国手中。当美国把中国列为现实战略对手的时候，中美关系的性质已经走向战略对立。
美国政治思想是海盗文化的继续。面对战略对手，美国绝不会留给对方任何呼吸的空间。美国打击中兴通讯之后又开始继续打击华为和海康威视等公司。未来在打击制造业之后，可能将打击中国的能源供应;在打击中国的能源供应之后，可能选择切断中国的粮食供应;在粮食大豆断供之后，可能攻击中国的外汇储备和金融，等等。事实上，美国压缩中国的贸易顺差就是在为不久的将来发动汇率攻击做准备。美国让战略对手暂时活着，仅仅是因为美国还打不死它。中美关系一旦被定性在“战略对立关系”上，那么，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手段应该是斗争，是寸土必争，而不是主动退让和高风亮节。这是因为妥协很可能会换取美国后续更猛烈的进攻，使中国陷入“妥协—失败—再妥协—再失败”的模式中天邪鬼绿，直到中国退到悬崖边、掉下悬崖成为一个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安全国家”。
在中美大博弈的牌局上，中国绝对不能在美国还未出牌的情况下，自己先把大王和小王两张牌撕了，比如全面金融开放、电信开放、制造业开放等等。否则，连讨价还价的筹码都没有了。
在未来五十年内，可能中国还不能超越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将在未来五十年内都将把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中国手中的筹码必须足够使用五十年，不能在一年之内把手中的牌都打光。中美关系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这需要足够的筹码和斗争的耐心。
只要美国进攻，中国就应该采取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击中兴通讯，中国就打击苹果和微软;只要美国打击中国的工业品，中国就打击美国的农产品;只要美国封锁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就封锁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的在华业务;只要美国海军进入我南海十二海里，中国海军就越过台海中线。对等打击，寸土必争。这是未来处理一切中美争端的正确选择。
弱国必须给强国划红线。这是弱国的生存之道。当年毛泽东主席这样做，今天朝鲜金正恩也是这么做。朝鲜长老智囊团成员的斗争智慧得益于毛泽东思想的真传。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对弱国，而不是可以布施天下的绝对强国。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相对弱国，中国必须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给美国立规矩和划红线。这才是韬光养晦的要义。这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承认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差距，承认中国相对于美国是弱国，这是实事求是，是唯物论的运用;弱国必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给强国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就是辩证法。这也是毛泽东主席处理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思想精华。
二、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损益定位
在全球经济体中，中国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是中国设计自身国际话语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前提。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的话语设计。特朗普设计的话语是：因为美国是当前全球经济体的受害者，所以，美国可以向那些受益者索赔、征税、甚至发动制裁。美国人的思维是围绕自身自私的目的，设计一个假设的前提，然后展开逻辑推演，最终得到一个利己的行动依据。比如，为了消灭伊拉克，先假设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然后发动侵略战争。又比如，为了全面围剿中国，美国先假设自己是全球经济体的受害者拘禁老大，再假设中国是一个受益者，然后让受益者补偿受害者的各种巨额损失。这就是美国设计的话语陷阱。这种话语表面上符合形式逻辑胜利女排，实际上，其逻辑前提与事实不符，十分荒唐。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和主导者。
二战之后，美国始终是全球化运动的主导者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地位并没有被削弱，依然是黑老大，否则，如果美国已经被削弱了，它怎么有实力对其它国家敲诈勒索呢?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其实，美国才是全球经济体的真正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但是，为了敲诈勒索，特朗普采取了美国式的“韬光养晦策略”，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受害者，把中国包装成为一个受益者，然后敲诈中国。这就是美国无中生有的软实力。
中国的做法恰恰与美国相反：在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只看到对外开放的成绩和收益，而忽视了成本代价与潜在问题。在主流话语中，中国把参与全球化的成绩和收益归之于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而把全球化的代价与问题归之于市场化改革不够，而不是归之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和游戏规则不合理。这为美国制裁中国提供了把柄和口实。比如，《厉害了!我的国》就成了美国议员攻击中国的证据资料。中国有太多的“市场经济成就展”，但从来没有搞过一个“问题展”和“代价展”。这种做法一方面麻醉了自己，另一方面给对手提供了炮弹重庆飞驶特。
在贸易战的战场上，中国的科技幻象被特朗普粉碎了。潮水退去之后人们发现：中国还不行，却装行;美国真行，却装不行，然后到处敲诈。这里不得不佩服老牌帝国主义的成熟与老道，也不得不反思中国那些不通古文但精通洋文的留洋精英们的浮躁与幼稚。中国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承认中美差距，揭露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加强与欧洲、日韩、俄罗斯、伊朗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统一战线，纠正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合理性，按照弱国要给强国划红线的辩证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坚决反击美国的挤压，而不是无休止的退让和妥协。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里，中国并非受益者，美国才是受益者。这是由现行全球化商业模式所决定的。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可以概括为：美国出钱（即印美元）、中国出力（即生产商品）、其它国家出资源。美国印纸币买中国的商品并形成贸易逆差，中国生产的商品支撑着美元的购买力;中国用商品换来美元，形成贸易顺差雨雪曲，再用美元购买石油、矿产等资源，把美元流向世界各地，从而为资源输出国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打造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由此形成了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商品—货币”循环周转的运动格局神龙教口号。何孟怀如果没有中国的商品，那么美元的现实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美元体系和美国经济就会崩溃，就会出现美元贬值、消费品暴涨、股票和债券暴跌、社会动荡等情况。这意味着：打击中国就是打击美元、就是打击美元资产、就是打击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如果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并敢于拿出鱼死网破的斗争勇气，那么，美国一定会退让。这是因为美国既需要网，更离不开鱼。
当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元资本大网是美国打造的，同时，中国这只大鱼既为美元提供购买力，又为美国提供芯片市场、转基因大豆市场、陈年冻肉市场和工业垃圾废弃物市场。美国既需要这张网，也离不开这只大鱼。如果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取得巨大的心理优势和重大的谈判筹码。只要中国不妥协，美国就不得不让步。
以中兴通讯事件为例，中兴通讯休克之后，美国芯片公司股票跟着暴跌。所以，美国在内心里根本就不可能让中兴通讯死，而仅仅是拿中兴通讯的死来要挟中国让步、要挟中兴通讯吐出利润、并设想进一步派美国人进驻中兴和控制中兴。如果中国能够拿出中兴通讯宁死不屈的精神，同时拿出要整死美国苹果的对等毁灭之决心，给美国立一个做事的规矩，那么，美国一定会把大棒高高举起，最终轻轻放下。中兴事件不是公司的事件，而是国家的事件。如果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将对美策略调整为寸土不让的斗争策略，那么中兴通讯不仅可以生存，而且美国也不敢罚款，更不可能提出委派美国政府官员进驻公司的侵权要求。
就算是中兴通讯成为黄继光一样的烈士，那也体现了中国在经济上甘岭战役上决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倒下一个中兴通讯(其实中兴通讯可以换一个牌子继续活着)，可以警醒一批中国企业，站起一批中兴通讯。
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生态，而且美国是这个经济生态圈的受益者。美国国内矛盾重重，根本没有能力打破现有的全球经济生态圈来重建新的经济生态圈。美国不是不想整死中国，而是还没有能力整死中国。中国不同于伊拉克、利比亚一样的小国。这一点，美国早已意识到，中国也必须认识到。只要中国坚持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同时跟美国之外的贸易国采取货币互换和人民币结算，那么，中国仍然可以活得很好。中国可以不要美国的美元，但美国的美元却离不开中国的商品。如果美国人装糊涂，那么，可以在谈判桌上把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点秘密点破。
五十年代，中国在中美关系上已经取得了对等谈判的能力，今天中国更没有理由在美国的经济屠刀面前让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上甘岭上，我们同样不能退却半步。
在目前全球经济体格局中，美国是主导者，更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相反同校生甜心，中国却是这一分工体系的受害者：核心技术依附于西方;新兴产业股权和金融股权被西方分割甚至控制;工业不再独立、农业不再自足;徒有GDP虚名而国民净收入却大量流失海外;腾讯和阿里等公司市值数以万亿计算但大股东却是外资股东(未来中国政府征不到外国股东一分钱遗产税);中国用环境、资源、农田、一代青壮年的代价并没有形成超越日本和德国的工业化水平;我们靠组装美国和日本芯片的工业品支撑着美元的购买力，但我们的国民得到的却是进口工业废弃物的污染、转基因大豆和瘦肉精猪肉的毒害。中国应该直面全球化的代价和问题。这些问题和声音应该出现在国内和国际的主流媒体里、应该出现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应该出现在中美官员的谈判桌上，从而把中美贸易的谈判会开成诉苦大会和控诉大会。告诉美国人：退出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会活得更好。把这个态度摆出来，中国就处于谈判的主动地位了。
不能再忽悠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的成绩而不计成本、不提问题。
我们要向美国学习。美国是现有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却天天在制造舆论，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受害者，中国理论界和舆论界不仅没有反驳，而且还争相与之呼应，以此证明中国的强大;中国是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农民工，流血流汗出苦力，付出多而收益少，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受害者，美国一巴掌把中兴通讯和联想集团的高科技幻象打回原形，但国内媒体仍然把中国宣传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自我麻醉，从不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喊冤叫屈，导致中国不断遭到美国的敲诈和放血一步一倾心。这个世界已经黑白颠倒，现在必须纠正回来。中国应该告诉世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中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做出让步。
总之，从中美关系的战略对立性质上分析，中国的让步无法扭转中美之间战略对立的性质，美国的大棒之后还有大棒。同时，在国际经济体系里，美国是受益者，不是受害者，而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受害者没有理由给受益者赔偿和补偿。哪怕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得到一些利益，也要像美国一样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给美国划红线、立规矩，拿出不惜退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勇气。只要中国敢于斗争肖建春，敢于孤立美国，敢于拿出与俄罗斯、欧洲、日韩构建经济共同体的决心和勇气，敢于与欧洲和俄罗斯结成货币联盟并排斥美元，敢于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统一战线，敢于在美国市场之外形成中国朋友遍天下的局面，那么，中国就可以形成对美贸易战的强大优势，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让美国不敢伤害中国。
三、是崛起还是平衡？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使命定位
有平衡才有和平。世界需要和平，中国要主动承担起平衡的角色。“平天下”，这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国家境界。在全球化的经济战国时代，宏观经济管理者应该多看管子轻重术，少读西方经济学。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不应该加到美国的天平上让世界更加失衡，而应该选择与俄罗斯、伊朗、东南亚和欧洲站在一起，形成一股可以平衡美国霸权的力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话语不应该是“崛起”，而应该是“平衡”或“治平”。
“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自我崛起的话语境界远低于平衡世界的话语境界。中国应该把“平衡世界经济、追求全球公平”作为国家使命，这样才能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才能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如果确立这样的国家定位，那么，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俄罗斯不仅不会提防中国的崛起，而且还会拥抱中国，欢迎中国更加强大。以中国的天道思想和管子轻重术来应对当今的经济战国时代，中国不仅可以战胜美国浜虎，而且可以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治平文化和恢弘壮阔的战略格局面前，特朗普还有勇气跟中国打贸易战吗庄家彬?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必然偃旗息鼓，尴尬收场。
2018年5月28日
延伸阅读
虚幻的“自由贸易”：谁是美中贸易的受益者？谁又是受害者？
摘自“红旗太平洋”公众号文章，原题：《什么才是当今大事 —— 美中“贸易战”还是世界资本主义“混沌”？》，作者：赵君夫
美中贸易战的锣鼓敲得震天响，仿佛已成为关乎国家命运、人民前途、世界“自由”的大事。
其实，历史上类似的场景也曾发生过。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提出了“双向运动”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运动”之间震荡。所谓“社会保护运动”，就是面对自由市场扩张对社会的剧烈冲击，人们试图寻求集体力量来保护自己。于是，在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失败、继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如今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类似的历史节点上。经过二三十年快速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自由贸易”好像行不通了?到底是什么在制约着国际贸易政策?如何解释美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贸易保护的手段?是中国人导致美国人受损了吗?我将在下文中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1.市场交易的基本问题
市场交易存在一个根本的困境。通俗地讲，就是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的最优策略是骗取对方财物而逃，预期到这一点，没有人会愿意参与市场交易。改变这一困境的关键点在于，要使多次参与市场交易的收益大于“干一票就走”的收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法律和暴力机关、信用体系、商会、黄色工会等等都具有这样的功能。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消除市场交易的基本问题——只要看看那些密集的金融案件就能明白了。
在国际贸易中，这一根本困境变得更加复杂——强盗可能在途中截了货物，目的国可能“找茬”扣留货物或增加关税等等。为保障本国确实能在贸易中获益，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必需的。19世纪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英国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逼迫中国进行“自由的”鸦片贸易。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国际金融。比如，在1905年当多米尼加共和国无力还债的时候，美国的炮船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该国代收关税——其实在此之前，美国许多州都曾出现过欠债不还的先例。当然，现代国际体系变得稍微文明了一些。美联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幅度加息，导致拉丁美洲和非洲众多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于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负债国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来还债，不然不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在此威胁下，拉丁美洲经济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对于国际贸易，还有另一层重要因素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内政治。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对国际贸易的反应也千差万别。国内的政治进程会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讨论。
总之，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体系背后，都站着一个盯着你的、必要时会运用暴力的霸权。
2. 虚幻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论强弱贫富，只要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都能从中获益。对于从事贸易的国家来说，如果有群体在贸易中受损了，只要配合以相应的再分配政策，仍然可以达到人人受益的局面。
所以在信奉这一理论的人看来，只要你不支持“自由贸易”，你就是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可是，从历史上看，这群信徒不是也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吗?
提起自由贸易，就不得不提英国19世纪上半叶的谷物法——这个法案针对进口谷物设置了高额关税。围绕谷物法，新兴资产阶级与旧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工业资产阶级希望废除这个法案，因为进口外国的廉价粮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使外国人拥有购买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为了给资产阶级辩护，李嘉图发展出了比较优势和土地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理论。而英国地主阶级则希望保留法案以维持粮食高价。马尔萨斯因此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来为地主阶级辩护。可见，这些看似客观的经济理论背后都站着某些特殊的阶级利益。
美国也不例外。在19世纪，美国南方奴隶主出口农业品赚了很多钱，而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却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力不足。所以在美国，代表落后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主们是要求自由贸易的，而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们是要求贸易保护的。南北战争以北方资产阶级的胜利告终，于是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直到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美国的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为止。
可见，“自由贸易”的口号很多时候都是幌子。国际贸易政策始终取决于该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国内的政治进程。
3. 世界体系
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喜欢用“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的说辞来引导美国工人阶级的仇外情绪。
根据我的估算贝志城，在2005年，为了满足美国的最终需求，中国提供了946.2亿个劳动小时(大约相当于4500万个劳动者一年的劳动);相反马晨明，为了满足中国的最终需求，美国仅仅提供了9.17亿个劳动小时，大约相当于中国提供给美国的劳动的一百分之一。在2005年，中国用于出口的劳动每小时仅获得1.72美元的附加值，而美国用于出口的劳动每小时可以获得52.92美元的附加值(以当期基本价格、市场汇率计算)。换句话说，在2005年美国一小时的劳动可以换取中国30个小时的劳动!
这正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相：中国依靠极为低廉的劳动参与世界市场，向核心国家供给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种世界体系背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任劳任怨的、受国内外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者!美国资产阶级们享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丰厚利润，却反过头来指责中国工人阶级抢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作!
4. 美国霸权衰落
既然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美国享受着大量特权，那它为什么还要进行贸易战呢?
这就回到了第一部分，美国霸权正在衰落，已经无力也无心维持“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美国霸权衰落表现为，在国际上美国无法妥善处理中东和朝鲜局势，国内的政治进程也导致美国资产阶级的分裂与手足无措。
以研究全球不平等著称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以丰富的数据指出，在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富人们的收入增长最多，而中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收入处于停滞状态。通过这一基本事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08年声称“改变和希望”的奥巴马会当选总统，为什么2011年会发生反对最富1%人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2016年在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投降资产阶级之后，“疯子”特朗普能够打败代表华尔街和军方利益的战争贩子希拉里。
8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挫败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失业、收入停滞、社会福利削减、失去住房、药物成瘾泛滥、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采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如今，工人阶级要求改变。西弗吉尼亚教师罢工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美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工人阶级的要求，只能诉诸“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将矛头指向国外，尤其是中国。
5. 三难困境
在全球化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三难困境”这个词，意即三种因素不能同时存在。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提出，民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不能同时存在。保留民主和国家主权，就意味着必须限制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保留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充分就业等民主要求就无法保证;保留民主和经济全球化，就要求超越民族国家。
类似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提出，在国际金融中，民主、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存在。保留民主和固定汇率，必然要求资本管制;保留民主和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放弃固定汇率;保留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如金本位的情形，就必须打压工人阶级的诉求。
美国显然遇到了罗德里克所说的三难困境。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美国工人阶级的物质要求与美国资本家们在全球攫取利润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当然，中国也受这些三难困境的制约。我国某些学者和官员对这些理论熟稔于心，但他们的屁股决不坐在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民主)一边。他们指责2008年劳动合同法是不合时宜的法律，攻击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他们为自由贸易做背书，反对产业政策;他们迫切要求放开资本管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我国金融机构持大头。总之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我国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要让位于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中的资本家利益。
6. 混沌
未来会朝向哪里发展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搞贸易战无异于螳臂当车。然而，全球化的真相却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攫取廉价劳动和自然资源，给各国劳动者带来的只是工资水平的“逐底竞争”。凯恩斯在1933年发表了《论国家自给自足》一文，他认为，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只能导致各个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冲突，带来经济动荡乃至战争。所以，回归自给自足、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是当时各个主要国家的自然选择。
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不受管制的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导致各国劳动者要求社会保护的强烈反弹。美国霸权衰落、不平等接近临界点、自然资源耗竭等等基本参数的变化，揭示出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逐渐进入“混沌”期，初始条件的微小扰动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时代”，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前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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