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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球女将何成刚: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末历史教科书比较(一)-京师历史

时间:2018年04月29日 | 作者 : admin | 分类 : 全部文章 | 浏览: 608次

何成刚: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清末历史教科书比较(一)-京师历史

本个案拟选取清末民国时期编写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行个案的比较分析,深入探讨其差异,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清末民国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背后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变革。
(一)爆发原因与运动性质之比较
清末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叙述,从宣扬“皇清武功”出发,一致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作乱”,“匪乱”等,叙述思路是清政府如何镇压及最终消灭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对于上帝教如何“惑众”,清朝官军怎样对其镇压,湘军怎样崛起及太平军领袖间的内讧等上不惜笔墨。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则不是教科书叙述的重点。而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在编写的出发点与清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排球女将其叙述的线索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发展、鼎盛及衰落。
如笔者所见到的一本作者不详的清末历史教科书,对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叙述极其详尽,约用了3万字,陈述了71件事。其内容小标题无非分为两类:污蔑和攻击太平天国运动、宣扬清军胜绩,政治功能特别突出李琰简历。
清末大多数历史教科书,在对起义原因的叙述中,更多侧重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偶发性和表面原因上,因而难以深入地揭示出起义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条:
1、受外来基督教的鼓惑。清末历史教科书大都指出了这一点。比如有教科书编者指出:“及嘉道以远黑石瞳,西人东渐日众、基督教之传播,一时虽受法律上之裁抑,顾其教义渐加入我国宗教社会之间。而广东又以地理上之关系,最先受其影响,于是此等秘密结社之中,忽有含基督之新分子者。而洪秀全等之大乱起焉。”还有编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内地互市的玩世不恭通”何莉秀,使得耶稣教得以输入,广东地区最先受其影响,于是“广西桂平县洪秀全,因以耶稣教炫其徒,聚合不轨,起兵金田村”。显然,清末教科书的这一立场,与长期以来清政府对洋教持怀疑和排斥的心态有关。
2、广东广西地区连年灾荒。这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直接原因。当时的编写者已看到了洪秀全起事的合理性——蓄谋已久,“两广大饥”只是引发这次“大乱”的偶然因素。
当然也有一些作者,对于太平天国起事的分析,更为入木三分,不过这种认识并不普遍。
如有编者指出,清朝大盛后必是趋衰。清高宗好大喜功,不体恤民力;嘉庆时,权臣腐败。“故清至仁宗,民已不堪其苦,乱机遂四发而不可遇。”这种观点较前认识更为深入,已意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
还有作者从军队、武备废弛的角度去论述。有编者指出:“方是时,国家新以鸦片战争之一败。举百余年来京旗绿营积弱之实沉。一旦暴露于天下,草野不逞之徒,已窥疑朝廷统治力之不足。重以连年荒歉,流亡相属。奸悍无赖者,不为盗贼,无以为主。而地方文武方苟求一日之恬嬉,漫无准备。”战争失败以后。“自鸦片一役,中国军政之腐败,既而已尽情暴露。因之对内一方,亦渐失其统治之能力。政府不知戒备,吏治日非。”
又有编者从清外交失败的角度分析指出,大清政,虽中衰后就失其威风,但在一般民众眼里,仍是威严而不可撼。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于天下,当时清政府,“益以外交之失败,尤启人民轻视之心。”“于是太平军兴,清遂几乎不可收拾矣。”
“排满”也被视为是一个重要原因。“满清入主中国,汉族的反抗运动,一直要以康熙二十二年平了台湾郑氏以后,才算完全止息”,但明朝“遗老所散播下的民族思想的种子,仍是到处时隐时现的潜滋暗长于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秘密会党之中,而且思乘隙萌动”。
显然,从清统治腐败、外交失败以及民族主义的立场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也彰显了作者一定的思想深度。
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原因的分析,较清末历史教科书更深入一些,分析和结论相对更为客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普遍把两广灾荒作为起义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对清末教科书所强调的受基督教鼓惑的影响,并没有单独列出,而是放到太平天国运动的酝酿过程中叙述。这也说明当时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遍将清朝政腐败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合理性与正义性。详细说来,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的叙述可以分为三类:
1、袭旧型。此类教科书编者沿袭清末的编写思路和立场,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将太平军称为“盗”,“贼”或“匪”,就笔者所翻阅到的历史教科书为限,这种认识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一种主流认识。
比如1915年赵玉森编纂的供初中教学使用的《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教授书,这本教授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就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该教授书中的课堂教学设计是这样的(部分):……问发匪初起之时,仗义讨贼者是何人?答曾国藩及胡林翼。曾国藩编制何军?答编制湘军。教师然后告诉学生湘军所立的功绩,及继曾和胡而起的贤将。……洪秀全以救民为旗号,实致害民,故其身败名裂。凡托词救民,其实害民者,不可不引为前车之鉴。遗憾的是,笔者未找到与该教授书相对应的历史教科书,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本教授书我们不难知道这本历史教科书的编者立场。
比如有编者(1920年)对曾国藩的湘军大加赞美:“时曾国藩在湘乡,受诏募乡勇讨之。克复武昌,湘军之名始显,胡林翼扼长江上游,太平军不得逞,遂多兵陷苏常,犯闽浙,”“后秀全兵势益盛,诸王自争权利。轧轹屠戮兵将,焚杀残酷,狠如豺虎。而所奉之教又与中国习俗不符我的未来式。于是中国人心既痛恨而西人亦恶之。”加之太平将士烧杀抢夺事件时有发生,民众开始转而向清天师鬼禄。在太平天国极盛时的欧美人士,也舍中立态度,起而援清,组织常胜军,配合清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显然作者仍然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扰乱社会的行为。
还有编者(1933年)作者指出:“太平天国军队画中欢,所过战争,人民认为公敌”,“计此乱互十五年,扰及十六一站到底檀越省,屠城六百余,兵燹疮痍官道医途,至今未复,秀全固亦华族中之枭桀也。”这一点与清末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定性没有区别。
2、革命型。此类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较高,称之为“从事革命工作”。在具体叙述中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为主线。叙述中满含溢美之辞,比如在谈到太平军攻取金陵时这样描述:“清驻防兵旧虐民人者,多见戳,合城士女尽欢呼我的千岁寒。”此外,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的内政外交都详加叙述。同时,此类教科书大多都对太平天国的内讧与败亡做了客观论述,但有些教科书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全部推于内讧,就有失偏颇。
3、民族型。这是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叙述的主要类型。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之上,仍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衰为叙事主线,称上帝教为“抱有民族思想的秘密会党”。称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纷纷起而作民族革命运动,于是酿成十余年太平革命的光荣史”。有的教科书将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归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即是乘东南各省不满意清政府,构成普遍反动意识的时候起来,所以起事不久,就能蔓延遍及东南各省;而另一方面,又因社会其它一种潜势力,早已蠢蠢发动,洪秀全恰代表了这种势力。遂能号召太平天国的成功,实在是结合这两种势力构成的。”此处的“潜势力”,即汉族的排满意识,这种认识虽有部分合理性无棺古墓,但并没有真正揭示这场农民运动的本质。
4、既反清又反帝的原始民生主义农民革命运动。这是以治世界史见长的学者杨人楩1933年提出的一个深刻观点。他高度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指出了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却是清室压迫与列强侵略的反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的原始民生主义的农民革命。原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备受列强侵略,而广东一省已与外国通商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所受苦痛,更为切身;所以秀全一创上帝教,凡两广贫苦无告的农民,就相率奉教,而酿成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是民国历史教科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最高的观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编者从该立场出发,对曾国藩领导的湘军评价很高,没有将湘军看作是维护清朝统治的工具,而将其崛起归结于太平天国所奉教条与国人故有之礼教不合,“故各地方的民军即自动的群起而攻之,而这种民军的代表领袖就是曾国藩。”对于湘军战胜太平军,曾国藩等得以晋升,政权得以逐渐移入汉人手中,更是大加赞扬。显然这种认识,混淆了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不过能够认识到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到了清统治层政权结构的变化,确实相当深刻。
民国历史教科书对于涉及民族思想的内容叙述较多。民初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颁行的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改革的《天朝田亩制度》缺乏重视。笔者所见到的,只有由民国教育部主持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一部分做了详细描述,提到了太平天国所颁行的“公田公产制度”。总的来看,民国中后期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初期侧重军事史,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去论述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内容。
从中不难看出,民国代清而立后,乌丸莲耶但并不表明科学的历史观亦随之确立。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如何评价农民起义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模糊性和多变性,有些作者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封建性和反帝国主义侵略性,同时也有作者全面否定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充分说明旧史学依然影响着民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而且含有这两种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得以允许出版,说明在教科书的评审制度下,编写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即作者可以较自由地阐释自己的史观,从而使得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兼有“教科书”与“史著”的双重特点,承担起了“教育”与“探讨学术”的双重功能。这种较为自由评论的权利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但是由于编者混淆了具有教育属性的教科书与史著的区别,显然又阻碍了历史教科书编写质量的提高。
转自何成刚:《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文本发布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如引用,请以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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